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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籬鄰舍”廣州音

2019-03-04 來源:

徐南鐵

  第一次見識粵語,是1986年冬天。
  那時我還在內地的一所大學任教,到深圳大學來參加一個關于臺港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的會。深圳那時需要有邊防通行證才能進入,那一份神秘感充滿了誘惑。加之隨著開放大潮的涌起,臺港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在當時算是一門嶄新學問,甚至有顯學氣勢,所以那次的會吸引了全國各地許多高校的年輕人。
  會議中輪到香港一位作家發言。只見高高大大的他走上講臺站定,接著就跟上來一個嬌小的女郎立在一邊。臺下的人都很詫異。及至他倆開口才知道,原來這位香港老兄只能說粵語,面對來自全國南北東西的聽眾,他無法用普通話發言。那女的是來給他當現場翻譯的。
  在自己的國家,跟自己的同胞交流,卻需要有人站在一邊口譯。這讓我大開眼界,也讓我第一次感受到粵語的獨特。粵語作為中國七大方言之一,據說全世界使用人數大約有7000萬,但是它與中國廣大北方地區的語言差異實在是太大了,難怪被一些人形容為“鳥語”。 
  會議結束,返程途經廣州,因到中山大學查資料逗留了兩天。和深圳這樣的移民城市不同,在廣州日日遇到粵語,也不斷遇到粵語的話題。
  中山大學一位教授告訴我,30年多前他從上海考入這所大學讀書,有一門課的老師上第一節課就問:“同學們,你們大家的意見,我用白話講還是用普通話講?”所謂白話,是粵語的俗稱,亦稱為廣州話。他要求同意用粵語的人舉手。班上同學多廣東人,頓時舉起的手一大片。老師就說了,既然大家都是這個意見,那我就用白話講。這位來自黃浦江畔的學生只能是服從大多數。事情的結果顯而易見,他聽這門課有好幾個月處于似懂非懂狀態。
  當年的學生如今已是知名教授,說起往事,不勝感慨。不過我倒是相信,那位用粵語講課的老師并非有意漠視外地學生。在那個年代,講普通話對于很多廣東人是高難度的活兒。他一定是本身講不準普通話,要說也只能是結結巴巴,因而擔心自己無法流暢表述課堂內容。假使他真用自己的所謂普通話講課,很可能這位上海學生一樣是聽得似懂非懂。我過去生活在鄰接廣東的嶺北地區,當地就有這樣的俗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普通話。”意思是說,廣東人講的普通話太不標準,很難懂,讓人聽著發急。
  但語言真是個奇特的東西,它有自己的腳,緊隨經濟社會的走勢發展,不在意任何語言學意義的理論評價或老百姓的褒貶。就在我們許多人還在為粵語的“難懂”“難聽”而心生排斥的時候,它卻在我們身邊悄悄變化,漸漸地膨脹起來,在全國四處游蕩,炫目地站上了為人矚目的高位。
  人們突然發現,不知道什么時間開始,粵語歌在年輕人口中大肆流行,街邊到處可以見到粵語歌星的唱碟。各地的街頭巷尾竟然貼出來許多粵語學習班的招生廣告,影響勢頭直追當年的推廣普通話運動。因為學粵語的人一時多了起來,由著名方言學家詹伯慧主編的《廣州話正音字典》,有很長一段時間占據廣東版圖書銷售的首位。一時間,說上一句半句夾生的粵語,或者在說話中插入一個兩個粵方言的詞,竟平白生出些時髦的味道來。
  有一次我在北京吃飯,吃完叫服務員。服務員是一個小姑娘,過來問什么事,我說:“結賬。”她愣了一下才回過神來:“哦,買單啊!”
  “結賬”這種源遠流長的傳統詞語,在據漢語正宗地位的地方居然會讓人一怔。就因為粵語的新說法已經登堂入室,取而代之,真讓人感嘆不已。
  不過關于“結賬”“會賬”的意思, 持正宗粵語的廣州人都不是寫作“買單”,而是寫作“埋單”。這里面涉及到這個詞的來龍去脈,幾句話難以跟外地人說清楚。反正用“買”字很直觀,倒是把終端的付款意思直接挑明了,所以也就沒有人計較,也因為已經流行而無法計較了。
  粵語在中國大地的風行一時,主要在20世紀末葉。除了因為廣東社會經濟的率先發展令人矚目,更因為來自南方的新生活方式使人眼睛一亮。那些年在北方地區,我們曾常常見到“粵廚主理”的飯店標牌,見到標榜“廣州師傅技術”的理發店招貼。至于像粵語一樣把小賣部叫做“士多”、把理發店叫做“發廊”,早就成為流行風氣,至今仍然存在。
  語言是有生命力的,其生命力附麗于社會,附麗于人,附麗于格局與時代,附麗于眼光的聚散。粵語同它植根的土地一樣,曾經屬于邊緣。記得上個世紀的70年代,我曾遇到一個在廣州已經定居多年的江浙人,我問他會說粵語嗎,他說不會,問他住這么久怎么沒學一點,他用鄙夷的口氣說,學那干什么,那么難聽!后來我調入廣州,浸潤白話多年,基本能夠使用粵語與人溝通了。我常常會想起那個不屑學廣州話的人,如今這種人應該很少了吧?我那次與他偶遇聊天的黃花崗一帶,早已由當年的城市邊緣變成了鬧市,通衢大道橫貫而過,沿街商鋪鱗次櫛比。時代的巨大變遷中,他的人生依然困在一座語言的孤島上嗎?他對后來熱起來的粵語,即使不愿學,應該也不至于繼續鄙視吧。
  浮沉于時代的流動浪潮,從四面八方聚到嶺南這塊土地上的人越來越多,不少鄉鎮的外來人口已經是本地人的兩倍或三倍。眾多操著五湖四海口音的外來者帶著各自的文化印記,像細雨慢慢化入當地。對于外來者而言,新文化樣式的最迅速最直接感受,是飯菜的口味,而最快捷最有效的融入渠道則是語言。陌生的語言環境不免給人帶來孤獨和恐懼,但是語言的靠近、溝通為相互的認同開啟了通道,因而了解和掌握本地語言總是移民的文化追求。
  初到廣州時做記者。有一次偶遇一個上了年紀的港商回鄉,就想借機采訪。我不會粵語,他不會普通話,真應了廣州人說的“雞同鴨講”。如果在國外,興許還能用幾句洋涇浜的英語試試,但是老人家是那種少小出去打拼,靠艱苦創業的人,沒有學過英語。“采訪”只能在尷尬中不了了之。
  越過對粵語“識聽唔識講”的階段,就進入可以半生不熟講粵語的狀態了,這時我注意到一個極有趣的現象。只要我開口拋出一句粵語,立馬可以從對方的反應中判斷他是不是廣東人。那種自以為是、不咸不淡的粵語,在地道的老廣耳中很容易露出馬腳。不過廣東人比較和善,能夠體貼別人,一當發現你其實并不真是粵方言區的人,只要他能說普通話,下一句立刻就會改口跟你說普通話了。這些不跟你說粵語的,偏偏就是真正的廣東人。我總是想,語言的親和力真是強大,內里藏著的神秘識別系統能夠在一瞬間獲得感應,迅速區分出另類。
  但是如果我一句“粵語”遞過去,對方繼續以“粵語”跟你交談,那可以肯定他是“新客家”,來粵地的資歷甚至比我更淺,完全聽不出我的粵語是蹩足還是純正。他一定把我當作本地人,或許正為逮著一個練粵語的對象而高興呢。可就是從他們身上,我感受到一粒種子落入土地懷抱時的發芽渴望。
  人們在語言中尋找認同,同時也有人在努力擺脫語言的身份定位。我住的巷口有一家賣雜貨的小店,店主夫婦來自廣東鄉下,女兒在廣州讀小學三年級。我每次見到女孩跟父母交流用的都是普通話,父母有時用家鄉話回答,有時為了呼應她,也用跟買家才說的磕磕碰碰的普通話。我有點奇怪,那女孩不會說家鄉話嗎?她的母親說,怎么不會!不過她不肯講。看來即使在孩子的心目中,普通話也已確立了正統身份,有高大上的氣勢。
  普通話在中國的王者地位當然是不可撼動的,盡管西人在一兩百年前曾以為,所謂中國話就是粵語;盡管近年有人言之鑿鑿,說孫中山當年確定國語時粵語是第一備選,要是沒有其他因素的干擾,粵語定然一統天下。但是普通話與方言的關系早已經被春花秋月鎖定,今天廣東人關于語言的要求其實也不過是不要禁止、取消粵語而已。
  但是離文化中心的遙遠畢竟會帶來一些不適,距離越大,不適感越是強烈。有一位以粵語為母語的詩人朋友曾向我傾訴他寫詩的痛苦,他總是先用粵語打好腹稿,然后翻譯成普通話,這樣他才能寫出韻腳符合現代漢語語音規范的詩歌。如今他的這種痛苦一定已經消散了吧?大多數詩人寫白話詩已經徹底自由,沒有了押韻一說,而舊體詩的音韻其實更利于粵語詩人的創作。那些派入四聲的入聲字,用粵語可以輕松區分,而北方語系的詩人或許還要查一查《入聲字表》。
  語言是一種文化標簽,因而會成為某種社會形象的象征。有一陣子,小品里被揶揄的“土豪”,或者是有點自私、怕事的小人物,常常是講廣州話的。就好像舞臺上精于計算的形象一般都帶上海腔。好在廣東人不在意這些,對此很是坦然。他們不擅雄辯,一般不去聚光燈下爭勝。不知這是不是涉及到文化自信的問題?我理解的所謂自信,應當是不怕別人說三道四的。廣州的報紙有時會十分市民化地在大標題中夾帶粵語詞匯。盡管受到正統語言學家和一些教育界人士批評,但是報紙對此聽而不聞,感覺用方言詞痛快時依然故我,并不因為批評而卻步。
  在大規模的移民潮中,語言的滲透、流動呈雙向趨勢。在許多人積極學習粵語的同時,普通話也在南方這塊土地上自然而然地流布,其影響是以往任何時代都沒有過的廣泛。廣州電視臺拍了數千集的肥皂劇《外來媳婦本地郎》,劇中的那個粵語家庭有一個說普通話的外來媳婦。這已是廣東社會常見現象了,我認為編劇的初衷是想通過語言的不同來設計情節,包括溝通不暢帶來的誤會,以折射文化視界和觀念的沖突、共存及和解。可惜這個劇在觀眾的鼓舞下拍得太長,不可能長久保持對這樣一個創作理念的延續性展示,難以繼續據此不斷地深挖。但是銀屏之外的現實生活無比精彩,不同語言的交錯、交鋒、交融每天都在這南國的大都市上演。語言形態的生動活潑,催生著萬千故事,使城市生活變得更加五彩繽紛。
  20年前文化熱,涌現了許多評說不同地域文化的書。一些作者僅憑自己生活中的點滴印象或道聽途說信口臧否。比如有一個作者曾在一對廣東夫婦隔壁住過,他關于廣東人的所有評說就取自于這兩個廣東人。這對夫婦的行為方式就成為他心目中所有廣東人的特點。他不喜歡這夫婦倆,連帶就厭惡他們的白話口音。其實語言有自己的山水氣場,有獨特的生存環境和歷史軌跡,它們沒有優劣之分,不以人多勢眾壓人。如果把國土比作一個大院子,不同的方言正是同住在這個大院子里的兄弟,圍繞著正中大屋的普通話,它們依各自的方式存在,彼此間就是廣州話說的“隔籬鄰舍”。盡管方言之間會有不便,但如果脫離方言,又何談地方文化!從隔籬鄰舍那邊聽到抑揚頓挫的別樣語音,不也是世界多彩的福音?
  四海一家是我們的至高理想,世界繽紛是我們的精神需求。為了溝通的方便,語言一直在尋找統一的途徑,營造臻至同一的氛圍。與此同時,我們也為了天地間的無限豐富,為了文化的多樣性和這種多樣性形成的社會歷史,盡力保護不同的語言,保護著這種帶著不同泥土芳香的財富。
  聽到隔籬鄰舍飄過來幾句廣州音不也是快事么,或許可以過去品嘗一杯廣東人泡的茶,甚至喝一碗正宗的老火靚湯……

 

  作者系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專員。
  來源:《廣州文藝》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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