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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海域古沉船發現貨幣及相關問題

2019-03-19 來源:

李慶新

  20世紀70年代以來,東亞海域發現公元7世紀以后的古代沉船超過四十艘,大多來自瀕海國家或擅長航海貿易的島國,例如古代阿拉伯、中國、東南亞國家以及近世歐洲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沉船出水大量珍貴的貿易商貨,不同材質的各國貨幣也時有發現,有些沉船出水貨幣數量巨大。
  這些貨幣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貴金屬貨幣,包括金銀鑄幣、金塊、金錠、金葉、銀錠、碎銀等。年代較早的黑石號沉船、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南海I號沉船、大航海時代的圣迭戈號沉船、海爾德馬爾森號沉船等均有古代貨幣出水,數量多寡不等。二是中國歷代銅錢,不管中外沉船,多數有發現,錢幣年代從秦漢至明清,以宋錢為多。三是以其他材質合金鑄造的錢幣,主要發現于10世紀來華貿易的外國商船,如曾出水過南漢國的“乾亨重寶”鉛錢。
  這些貨幣來自不同國家,承載著各國不同的歷史與文化,成為見證東亞海域交流、海洋發展歷史的重要實物資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許多問題值得深入思考。
  (一)東亞海洋貿易中,貨幣交換與市場流通呈現多樣化、國際化特點。古代東亞各國對外貿易,或使用本國貨幣交易,或采用以物易物方法,也有使用外國貨幣。古羅馬、波斯、阿拉伯的金銀鑄幣,中國歷代銅錢,以及東南亞貝幣等,都在國際貿易中使用,種類甚多。上述沉船考古以及東亞地區其他考古發現顯示,古代東亞沉船發現最多的貨幣為中國歷代銅錢。而大量歷史文獻記載也證實中國銅錢具有國際性價值,在東南亞地區長期流通,充當東亞國際貿易通用貨幣的角色,即使是用低劣材料鑄造的南漢國“乾亨重寶”鉛錢,也被東南亞國家所接受。
  (二)東亞貿易對國際錢幣有廣泛的需求,導致中國錢幣長期外流。受國際貿易與海外市場力量的影響,唐中期中國已經出現錢幣外流現象,甚至引起“錢荒”,宋代更加明顯。宋朝長期實施“錢禁”,但是效果不佳,律令形同具文。2014-2015年,南海Ⅰ號沉船出水宋代及以前銅錢至少有15000枚。1975年,韓國新安沉船出水的宋元及以前銅錢多達28噸196公斤。1980年,泰國暹羅灣吞武里海域沉船出水唐宋銅錢超過10萬枚,顯然是海外貿易發展、銅錢外流的結果。明清時期,中國銅錢外流也相當普遍。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南海諸島海域打撈到銅錢多達14萬枚,明代“洪武通寶”“永樂通寶”最多。2010-2012年南澳I號沉船出水銅錢24586枚。越南金甌沉船、平順沉船等發現清代“順治通寶”“康熙通寶”“乾隆通寶”等為數也不少,說明清代錢幣外流依然屬于常態。
  (三)東亞國家仿照中國錢制,鑄造本國貨幣,也有直接仿制唐宋錢,在本國或國外流通。有別于以古希臘-羅馬貨幣為代表的西方貨幣文化,中國古代“圓形方孔”銅錢是東方貨幣文化的代表,對周邊國家如朝鮮、日本、越南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產生深遠影響。越南自黎朝開始,依照唐宋銅錢規制鑄造“天福元寶”銅錢,號稱“南錢之始”。后黎朝“順天元寶”“昭通元寶”及西山“光中錢”“景興錢”等,都是仿中國錢制鑄造(以仿鑄“祥符元寶”居多)。資料顯示,18世紀越南仿制的錢幣除了早期本國流通外,還大量流往中國、柬埔寨、暹羅和南洋群島,因此在中國和東南亞流通的“中國銅錢”,有些是唐宋真錢,有些則是越南鑄造的“中國銅錢”。
  東亞其他國家如日本,錢制亦仿中國。7世紀末,日本就仿效唐代通寶鑄造了“富本錢”,8世紀更開始鑄造“和同開珎”。1659-1685年間,日本設鑄幣廠于長崎,模仿中國舊銅錢樣式,生產主要用于對外貿易的銅錢。在東南亞地區,馬六甲在15世紀中期仿照中國貨幣鑄造“柔克”錫幣,一面為漢字,一面為阿拉伯文,鑄有發行人或公司的名字,有的還鑄有滿文。在爪哇等地,麻若巴歇王朝時期(約9-16世紀)鑄造銅錢和錫錢,多數是圓形方孔,狀似中國錢。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印度尼西亞一些華僑自鑄錢幣,鑄造“史丹裕民”“邦其蘭寶”“大港公司”“何順公司”等帶漢字的方孔錢。
  (四)我國古代華南民間長期存在雜用“南金”“夷錢”現象,形成雜用國際鑄幣與銅錢的特殊通貨區。中古時期,交、廣地區與東南亞貿易關系密切,文獻記載晉代廣州“市司用銀易米”,梁代“交、廣之域,全用金銀為貨”。被稱為“南金”的國外貨幣不斷流入廣州等港口,與本地貨幣混雜使用。廣東英德縣浛洭南齊墓、曲江縣南華寺、遂溪縣附城邊灣村南朝窖藏,均出土過一批波斯銀幣;與廣州貿易密切相關的黑石號沉船、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等,發現多種類型的外國金銀貨幣,從側面展現了嶺南地區貨幣流通的狀況。
  宋代以后,越南鑄造的銅錢在兩廣、福建等沿海地區流通,被稱為“夷錢”。清道光年間廣東“行使錢文,內有光中通寶、景盛通寶兩種最多,間有景興通寶、景興巨寶、景興大寶、嘉隆通寶,謂之‘夷錢’,摻雜使用,十居六七,潮州尤甚”。福建漳泉用“夷錢”,俱系光中、景盛、寶興年號。寧波“小白礁I號”清道光年間沉船發現的越南“景興錢”,粵海關博物館收藏的一堆18串互相粘連的“明命通寶”銅錢,應該是中越貿易商船遺留下來的。
  (五)大航海時代金銀交易與全球貿易。16-18世紀,金銀交易在全球貿易中異軍突起,主要是因為中國對白銀有廣泛需求。日本銀礦業發達,每年輸出大量白銀購買中國商品;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白銀生產也大幅增加;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金銀比價差異,也使得金銀交易成為有利可圖的生意。從16世紀中葉開始,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日本人通過廣州、澳門、月港貿易,將白銀輸入中國,轉而購買絲綢、黃金,輸往全球市場,賺取差價利潤。西班牙人把持馬尼拉與月港、美洲大陸的貿易。葡萄牙人則在17世紀40年代以前壟斷澳門與長崎、馬六甲、果阿至歐洲之間的貿易,西班牙人把持馬尼拉與月港、美洲大陸的貿易。1635-1640年,荷蘭人在臺灣、巴達維亞經營轉口貿易,中國黃金經由安海輸往巴達維亞、暹羅、蘇拉特、科羅曼德爾等地,稍后英國人也加入廣州、會安等面向全球的國際性金銀交易網絡。在沉船考古中,圣迭戈號沉船出水了大批菲利普II-III世時期的金銀幣,納斯奧號等四艘沉船出水數千枚西班牙銀幣,海爾德馬爾森號沉船發現125塊金錠,都是當時東西方金銀交易中失事沉船遺存下來的實物。
  (六)外國貨幣輸入與賦役制度變遷。對外貿易與國際貨幣流通,對相關國家經濟社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日本室町戰國時代商品生產、流通非常活躍,被稱為“貨幣經濟時代”,除了流通官鑄的優質皇朝十二錢與私鑄的各種劣質惡錢外,還有從中國輸入的宮膏古錢(宋錢)、渡唐錢(洪武、永樂、宣德錢)及私鑄京錢。中國銅錢在日本頗受歡迎,永樂錢在室町時代“貫高制”下充當耕地年貢納錢的標準通貨,在近世日本賦役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
  大航海時代日本、北美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逐漸取代銅錢成為合法的交換手段和支付手段,東南沿海地租形態出現貨幣化現象。嘉靖、萬歷間,廣東、福建深化“均徭”“均平”和“一條鞭法”等賦役制度改革,以白銀折納是一項重要內容。嘉靖年間,廣東各府徭役,包括銀差、力差、解戶、均平諸項,皆以銀兩計算繳納。白銀在明朝社會經濟體系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引起社會經濟結構與生產關系的深刻變遷,法國漢學家謝和耐稱之為16世紀以降中國歷史“最重要的變化之一”。19世紀20年代白銀流通仍在增長,并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
  在古代東亞海域交往中,作為價值尺度、交換手段同時具有儲藏功能的各國貨幣成為國際貿易的交換媒介,并在相關國家的某些地區流通起來,東亞海陸交通沿線出現大大小小的雜用國際貨幣的“特殊通貨區”,這些交通線路被稱為“白銀之路”或“貨幣之路”。在海洋“貨幣之路”上,沉船考古發現為探索東亞海洋貿易與貨幣流通提供了獨特的視域和難得的史料,有助于拓展深化唐宋中國社會變遷、東亞海域交流與互動、全球近代化進程與區域發展等問題的研究。

 

  作者系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專員、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2019年02月25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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