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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199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海上絲路綜合考察活動

2019-03-19 來源:

顧澗清

  海上絲綢之路是一條跨越古今文明的路,是一條貫通中外關系的路,絲路文明的交流互鑒,不以日月為限,不以山海為遠。2000多年間,盡管海上絲路多次經歷血與火的洗禮,但船舶往來、舟楫相望從未完全中斷;盡管海上絲路的歷史并非一直風平浪靜,但商人、智者、使節們還是征服了歷史的驚濤駭浪,把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薪火相傳;盡管海上絲路上的國家有大有小、發展有先有后,但都因海上絲路的互通有無而文明進步,更重要的是其美美與共的美好未來,為21世紀人類文明發展提供了一條新的寬廣路徑,為中國與世界各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辟了更廣闊的前景。
  廣東是古代海上絲路的發祥地,圍繞具有廣東鮮明特色的海絲文化,深入挖掘海絲文史資料,是廣東文史工作者的使命和責任。我作為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專員,應該做好履職工作,繼承和發揚文史研究親歷、親見、親聞的傳統。在這里,不禁回憶起1991年2月9-19日親身參與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中國境內的海上絲路綜合考察活動。
  一、有幸的機緣
  眾所周知,海上絲路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人文基礎。
  從20世紀80年代中開始,我就與海上絲路的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80年代初,我是全國恢復統一高考后走出高校門的那屆畢業生,又剛調到連云港市委宣傳部機關從事理論工作。當時,當地許多干部都知道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1982年在連云港視察時題的一首詩:“海上絲綢路早開,闕文史實證摩崖。可能孔望山頭像,及見流沙白馬來。”我也就是從這首詩開始引起了對海上絲路研究的濃厚興趣。
  1986年,巴基斯坦著名歷史學家達尼教授提出對古代著名的絲綢之路進行大規模多學科國際綜合考察活動的建議,很快就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許多國家學者的支持和響應。1986年12月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41/187號決議,宣布:1988—1997年期間為《世界文化發展十年》,由聯合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進行。我也看到了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的《世界文化發展十年實用手冊》。1987年6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正式通過決議,開始全面開展絲綢之路的國際綜合考察活動。達尼教授認為:“歷來講世界歷史主要講西方文明,這是不公正、不完整的。東方有過很發達的古代文明,只要看看絲綢之路給西方帶來了什么就可以知道:絲綢、紙張、瓷器、火藥等都是從東方傳過去的。此外,講世界歷史過多地講戰爭和征服,這也不準確,經濟、文化交流更為重要。戰爭造成破壞,交流促進了世界的發展。而絲綢之路正起著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用。”達尼教授對中亞地區歷史有專門深入的研究,并為絲綢之路的綜合考察作出了特殊貢獻。特別是他對這條代表輝煌東方文化的古代絲綢之路極為熟悉,并以此而感到自豪。當他在率領世界上第一次對古代絲綢之路進行大規模多學科的國際綜合考察活動時就指出: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可以從中國的古都西安開始。
  從1988年開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明確提出并逐步實施了“絲綢之路綜合考察:對話之路”這一主要計劃,其目的就是為了給古老的絲綢之路注入新的生命與活力。人們知道,古代的絲綢之路曾經不僅運送了絲綢,運送了如香料、陶瓷等其他重要商品,而且傳播了藝術、技術、信仰和習俗等。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策劃和發起的這次多學科的綜合考察活動,旨在通過重新發現過去這些不同形式的交流與聯系,使生活在當今社會的人們意識到彼此之間需要重新對話。對話絲綢之路,可以引導人們穿過時間的迷霧,重新回到已經久遠的年代。在過去的十多個世紀里,這些橫穿陸上、海上的絲綢之路不僅是商業、文化交流的大動脈,而且更是當時的東西方對話之路。這種對話精神潛在地促進了世界各大文明之間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共同繁榮、共同發展,如古希臘、古羅馬、古波斯、古阿拉伯、古非洲、古印度等文明,與古代中國的文明,就是通過對話、交流發展起來的。
  新聞創造價值。我是從《人民日報》的有關新聞報道中,得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要開展海上絲路多學科的國際綜合考察活動。因為我當時所在的城市是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的重要地區,我就想能否爭取海上絲路國際考察團考察沿海開放城市連云港。為此,我當時做了幾件事:一是與北京大學白化文教授等聯合主編學術性的《連云港與海上絲綢之路》一書,為這次參與考察活動做好理論準備;二是赴北京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綜合考察活動中方咨詢主席俞偉超先生請教,爭取把連云港也列入考察地;三是組織江蘇和北京等地有關專家學者開展學術研究,提交一系列相關論文和研究報告。
  俞偉超先生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是著名的“水下考古之父”。我記得當時中國歷史博物館正在擴建,我是在其二層簡易工棚的樓上找到俞先生的。在與他交談中,我發現他很了解連云港在海陸絲路發展中的歷史地位,欣然題寫了《連云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書名,并同意將他的兩篇相關論文收入到這本書中。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周紹良先生專門為本書撰寫了熱情洋溢的“序言”。更讓我沒想到的是,時任全國人大常委、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季羨林先生通過北京大學白化文教授給我寄來了題詞:“深入開展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促進中外文化交流”。這一近30年前的題詞在當下仍然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在中國境內綜合考察活動的主要片段
  1991年2月7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路綜合考察團到達廣州的前兩天,我利用回家探親的機會前往廣東省政府外事辦公室聯系報名。在其沙面的辦公室里,我以《中國海洋報》記者和《連云港與海上絲綢之路》作者的雙重身份主動報名。2月9日,來自30多國家和地區的學者、記者的考察隊乘著阿曼蘇丹國卡布斯國王的游船“和平方舟號”到達廣州黃埔港碼頭。我按照省外辦的指引,一起參加了在碼頭迎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路考察船的活動。
  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綜合考察活動協調員、海上絲綢之路考察項目的組織者和領隊迪安博士所說:這次沿著古代海上絲路航線的驚人旅行得以成行,要感謝阿曼蘇丹卡布斯國王的慷慨相助。卡布斯國王將他的游船“和平方舟號”及其全部船員慷慨地提供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里應特別提到的是,為了整個考察服務,全體船員有很高的專業水平和良好的個人素質,他們使整個考察活動始終彌漫在一種友好的氣氛之中。這艘超萬噸的豪華游船長136米、寬21米、吃水深6米,可搭乘130多人,現在仍停泊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的港灣內。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島東南部,緊守霍爾木茲海峽,自1970年以后在卡布斯國王的帶領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低調而實力不俗的石油國家。然而,這次卡布斯國王的游船贊助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路綜合考察使用,卻讓阿曼蘇丹更高調地名揚世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路綜合考察團乘著“和平方舟號”,自1990年10月23日起,從馬可·波羅的故鄉意大利威尼斯啟程,經過亞得里亞海、地中海、愛琴海、蘇伊士運河、紅海、阿拉伯海、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南中國海、朝鮮半島,1991年3月3日到達日本的大阪。經過的港口城市主要有:希臘的雅典、土耳其的庫沙達瑟、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和開羅、阿曼的薩拉萊和馬斯喀特、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印度的果阿和馬德拉斯、斯里蘭卡的科倫坡、泰國的普吉島和曼谷、馬來西亞的巴生港和馬六甲、印度尼西亞的泗水、文萊的斯里巴加灣、菲律賓的馬尼拉、中國的廣州和泉州、韓國的釜山和慶州、日本的福岡等。整個航行全程有1.55萬多海里,先后有25個國家的9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考察,在各港口城市舉行過17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考察船上舉行過182次專題研討會,全程參觀考察了190多處歷史遺跡和博物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的綜合考察活動,確實是一項偉大的文化行動計劃,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有15個國家作為東道國積極參加了這次活動:意大利、希臘、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泰國、馬來西亞、文萊、菲律賓、中國、韓國和日本。各東道國的政府都對考察活動給予了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如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廣東、福建兩省的省長,斯里蘭卡的總理,菲律賓的總統,日本的親王,還有威尼斯的市長、亞歷山大的地方長官等,都對考察團成員表示熱烈歡迎。考察活動引起了各有關國家新聞界的強烈興趣,不僅派出35名記者隨船輪流參加考察活動,及時報道考察、學術研討和文化交流的內容,而且還通過廣播、電視、報刊等進行系列專題報道,并拍攝了各具特色的國際專題紀錄片,提升了考察活動的知名度、可信度。特別是文萊的參加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這個國家當時還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成員國,文萊非常熱切地參加了由這一計劃所產生的對話活動,在1991年1月接待考察活動的這幾天里,文萊向人們展示了這個國家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
  1991年2月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路綜合考察團乘坐“和平方舟號”到達廣州后,第一站就參觀考察了南海神廟。多年后,我在《中國畫報》副總編輯孫毅夫攝影的《一次發現中國古代文明的航行:從威尼斯到大阪》的大型畫冊里,看到了我在南海神廟里聽介紹的照片。而當時拿著話筒的講解人,就是我現在省文史研究館史學院的同事黃淼章館員,他當時還興奮地說起南海神廟正在盛開的木棉花。木棉花一般是在三四月份盛開,而在2月上旬就在南海神廟內盛開了,這仿佛就是在特意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當時考察團下榻在東方賓館,省外辦安排的12輛中巴車整齊排列,司機都是清一色的西裝、白手套,按照考察活動手冊的時間表有序進行。考察團先后考察了廣州市的清真先賢古墓、西漢南越博物館、懷圣寺光塔、光孝寺等。
  在環環緊扣的一系列考察活動后,我參加了由廣東省政府外事辦公室和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在東方賓館舉行的“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學術座談會”,阿曼駐華大使還為每位參會者贈送了一本中文版的《現代辛伯達航海記》。在會上我還與土耳其漢學家歐剛先生交流,他認為海上絲路是從唐代開始形成的,而我認為早在秦漢就已經開始形成了,特別是有一條從中國黃海沿岸經朝鮮半島沿岸到日本的東方航線。他也表示認同,當時中外專家學者們的討論氣氛很活躍。在東方賓館,據時任新華社國際部記者、清華大學李希光教授的介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綜合考察團總領隊迪安先生肯定了我們為這次綜合考察活動所做的工作,他在給我的題詞中寫道:“《連云港與海上絲綢之路》一書是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綜合考察項目的重要智力貢獻,感謝《中國海洋報》的支持”。雖然沒有安排到連云港考察,但他專門題詞向《連云港日報》讀者問好!這些題詞都分別發表在當時的《中國海洋報》和《連云港日報》的顯著版面上。

  1991年2月14日,正是農歷除夕,這一年也是馬可波羅離開泉州返國700周年的紀念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團乘坐的“和平方舟號”游輪緩緩駛入后渚港,開始在泉州進行為期6天的考察與學術研討。來自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名外交官、學者和記者在隆重的歡迎儀式后,先后考察了海交館、老君巖、九日山、清凈寺、草庵、陳埭回族史館等,參加了海交新館落成典禮、承天寺賞燈和觀賞地方戲、文藝踩街等活動。考察團在九日山留下了祈風石刻紀念后,2月19日在天后宮舉行了隆重的仿古祭海歡送儀式。可以說,泉州是舉全市之力、甚至是得到全省之力的支持。如在安排接待、參觀考察的車輛方面,有超過150多輛車的編號。
  1991年2月17日,在泉州華僑大學陳嘉庚紀念堂舉行了為期兩天的“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綜合考察”協調員、海上絲綢之路考察團總領隊迪安先生在會議期間激動地宣稱:泉州把整個考察活動推向高潮,泉州整個城市是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的完美體現。絲綢之路是經濟文化交流之路、和平發展友誼之路。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這些相遇的結果是文化交流,甚至是一些意料之外或不期而遇的變革。特別是他在晉江草庵見到摩尼光佛時還宣布“這是海上絲綢之路考察的最大發現。”
  多年后,迪安先生還撰文指出:“如果沒有中國在一開始給予大力支持,那么這個計劃甚至不可能存在。作為絲綢之路的創始者,中國是一切論文和討論的焦點之一。因此,中國是自起點威尼斯開始直至整個航程唯一的一個無所不在的主題。這也是中國文明的文化實力和歷史分量的進一步證明,中國航海家很早就駕馭了海洋。另外,在中國土地上所受到的熱烈歡迎,使人倍感特別,以至于考察團一離岸便向中國政府發了一封感謝信。的確,考察團在中國廣州和泉州兩站的停靠成為節日的盛會。中國人民的友好歡快和高昂情緒以及所有的花束、彩旗、橫幅、獅龍、燈籠、爆竹等給全體考察人員留下了豐富多彩的記憶。學術方面,中國學者在討論會上宣讀的論文和他們在某些問題上給人們的啟發,表明了他們高度的學術水平,進一步肯定了中國對絲綢之路的綜合考察和學術研究的可靠性。最后,當和平方舟號在南中國海從一條遇險漁船上救起漂泊了兩個星期的8名漁民時,海上絲綢之路考察懷有的良好愿望得到了最充分的實現。那當然也是整個考察活動中最令人感動的時刻。”
  三、參與考察活動的啟示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88年發起的“絲綢之路綜合考察:對話之路”活動,確實是一次發現中國古代文明的航行,也是一次對話世界文明的航行。這次活動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1988—1997年世界文化發展十年計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就是為了調動全球學術界研究絲綢之路工作的積極性,特別是通過對各國絲綢之路文化遺產的研究,不僅可以更好地顯示各國絲綢之路歷史文化風貌,而且可以更好地豐富和保存這些絲綢之路歷史文化遺產。正如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弗德利戈·馬約爾當時說的:“橫穿草原、大海和沙漠的絲綢之路首先是交流、對話之路,他們在東西方兩大文明相互豐富的過程中做出了貢獻。絲綢之路綜合考察,旨在通過突出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機會,加強對話,加深兩大文明之間的相互了解,促進其相互交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發展十年項目與傳承絲綢之路文化精神也是一脈相承的。世界文化發展十年項目的目標對世界文化發展有著具體的指引作用。一是認識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文化維度:生產和創新與文化的聯系,經濟可以根植于文化;二是確認并豐富世界各種類型文化的認同:鼓勵所有個體的或集體的智慧和創造性;三是擴大世界范圍內參與文化生活的程度:鼓勵個人和社區的自由表達和創造性活動;四是促進國際間的文化合作:不斷尋求、增加和強化各國文化的互鑒交流、多樣合作和互利共贏。為此,重新發現絲綢之路就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絲綢之路運送的不僅僅是絲綢,交易也不是單向的,貿易包括了從自然物產到人工制品極為廣泛的內容,在多少個世紀中,各種物品從東方運送到西方,又從西方運送到東方。同時,絲綢之路又是思想、技術、宗教和藝術傳播的大通道,逐漸形成了豐富的文化內涵,為世界各國文明間的交流互鑒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絲綢之路的框架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展的一系列活動,主要有:1987年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的“絲綢之路:對話之路整體研究”;1990年7月20日至8月22日從西安到喀什的沙漠絲綢之路考察;1991年4月18日至6月17日中亞地區的草原絲綢之路考察;1992年蒙古的游牧線路考察和1995年尼泊爾的佛教線路考察。由于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涉及的國家和所訪問地點最多、規模最大,因而對公眾最具吸引力,所以在1990年10月23日威尼斯的啟程典禮和1991年3月9日大阪的完成典禮,都由馬約爾總干事主持。也正如馬約爾后來指出的:“1988年啟動、1997年完成的‘絲綢之路:對話之路整體研究’的跨文化項目是一次大膽而富有理想的探險,它重新開啟了歷史之門,由此為當代留下光輝。它強有力地打破了今天妨礙各民族和諧相處的觀念。絲綢之路突出了文明與文化之間延綿不斷的對話中產生的豐富哲學和共生共融。它們展現了民族遷徙和思想與價值的互動是如何改變諸多文化甚至文明的,無論是通過東西方之間的佛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的傳播,或是通過技術轉換或科學知識的傳播”。絲綢之路也就是世界范圍內各種文化交流互鑒的文明進步之路,可謂文化如水,潤物無聲;文明似火,燭照古今。在世界版圖上,山海不為遠;在歷史長河中,日月不為限。絲路文明正是在交流互鑒中才被注入生機、賦予活力,從而孕育了多彩、平等和包容的豐富內涵。以絲路為主題的藝術創作、學術研究、詩詞歌賦、丹青翰墨等,都是絲路文明交流互鑒的一種形式和載體,都將推動絲路文明靜水流深、燭火長燃,從而在更大范圍實現共建“一帶一路”之愿景,共享“一帶一路”之文明。

 

  作者系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專員、廣州日報原社長。
  來源:《嶺南文史》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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