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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上的廣州”:番舶洋帆 南風西雨

2019-01-02 來源:

明珠南海 上集
  2017年,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長洲島北部有了新的發現。在一個名為牛蒡山的小山崗上,研究人員找到了11處墓碑,盡管大部分墓碑的文字已經風化,但幸運得以保存完好的三塊墓碑清晰地表明:這是十九世紀中葉來華海員的墓葬之地。
  “舊時長洲島深井村一帶也稱‘番鬼山’,埋葬了許多清朝時期客死廣州的外國人,其中大多是往來于黃埔港的船員。”《十三行故事》作者范小靜告訴羊城晚報記者,那時遠航是極度的冒險,前來中國貿易的西洋商船上許多人在途中魂歸大海,“能夠長眠在中國的土地上,已經是鳳毛麟角。”
  碑石無言,依稀閃現著遠道而來的商舶帆影,史料記載中“夷舟蟻泊”的壯闊在此刻有了真實而粗糲的印記——兩千年長盛不衰的貿易迎來送往,讓這座千年商都始終處于中國對外開放貿易的前沿,至今仍為經濟發展注入持續的內在動力。

 

  古港商事
  在廣州黃埔村西疇里16號,至今仍保留著當年清政府為港口所立的公文石碑,石碑上寫著“此南社古涌為鄉內出水之區”字樣——明確規定外國商船只準停靠在黃埔古港,辦理卸貨、通關及回程手續。
  西洋商船紛至,因港而生、因港而榮正是黃埔村的寫照。
  “每年貿易季的開始,一條條外國商船前腳跟著后腳地涌到黃埔古港。西方商船有互相鳴炮致禮的習慣,一時間,港內禮炮不斷,一片喧鬧。”范小靜介紹,清朝時廣州人在記載黃埔村的商貿情境時,用“夷舟蟻泊”四字極言當年外國商船云集盛況。《黃埔港史》中還有過記載,從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七年(1758-1837)的80年間,停泊在黃埔古港的外國商船共計5107艘,平均每年63.8艘。
  這其中,最壯觀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隊的陣勢。在《廣州“番鬼”錄》中,美國人亨特也只有眼熱:“在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比公司船隊集結在黃埔的那種景象更好看的了。各船的進口貨已起卸完畢,每艘船排成優美的行列,等待裝運茶葉。……船上各物整潔,秩序井然,顯示出紀律和力量。”
由于黃埔古港得天獨厚的優勢,自宋代以來,黃埔村長期在海外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明清以后,更是逐步發展成為廣州對外貿易的外港:瑞典“哥德堡號”曾三次不遠萬里來到廣州,載回了大量中國瓷器、茶葉、絲綢、香料;美國“中國皇后號”遠航東方,掀起了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中國熱”……即便在今天,“黃埔”之名依然世界通行,近至東南亞、遠至美非歐都可以找到清晰完整的記載。
  從黃埔古港碼頭望過去,江面寬闊的水域直通珠江口,靠近碼頭的海傍街,曾專為來往的貿易人群服務。在貿易的鼎盛時期,黃埔村中叫賣的商販們,賣的全都是各國帶來的珍玩和各式各樣的舶來品。村民陳伯告訴羊城晚報記者,至今一些村民家中還能找到刻著洋文的“寶貝”。

 

  行商膽識
  從黃埔古港港口溯流而上,是被珠江廣州河段四面環繞的海珠區(舊稱“河南地”)。清代十三行富商中的伍、潘兩家族人,曾在此興修宅第,毗鄰而居。
  “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在詞人屈大均筆下,港口外貿的繁榮造就了富庶的行商。
  “那時候怡和行的生意遍布多國,不但經營茶園、店鋪和從事對外貿易,而且涉足美國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等。”怡和行伍家后人伍凌立說,沿襲港口貿易的開放傳統,行商們大多視野開闊、富有開拓創新的精神,在商標概念還未普及的年代,伍家先人伍秉鑒就已嘗試將自己的肖像作為防偽標志附印在貨物上。雖然他一生沒有離開過廣州,肖像卻隨著貨物走遍了美洲、英國和印度。
  行商富于開拓創新精神的說法,華南理工大學退休教授潘剛兒表示認同。作為同文行潘振承的后人,潘剛兒這些年致力于十三行歷史的研究,“十三行和徽商、晉商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們是以海為根基的”。
  他告訴記者,1750年前后,潘振承在武夷山下建立了自己的茶園,并成立船隊往來東南亞,試圖包攬生產、收購、運輸、銷售的完整貿易環節,“東印度公司在廣州使用匯票時,潘振承更是第一個接受外國匯票以作支付手段的人”。
  在伍凌立和潘剛兒看來,獨特的地理優勢和歷史機緣下,十三行商人成為國內最早感受全球化浪潮的一批人,而行商們的非凡膽識和精心經營,也使得這一時期中國商幫在國際貿易舞臺上大放異彩。


  影響世界
  讓研究者們饒有興味的是,從中國南部廣州港口貿易衍生出來的連保制度,直接成為1829年紐約設立“穩定基金”的樣板,進而成為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制度的雛形,至今仍影響著世界。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何平很早就注意到了這個細節:為了穩定紐約州的銀行體系,美國實業家約書亞·福爾曼早在1829年就提出了徹底改革本州銀行制度方案,該提案核心是兩個新的政府功能——銀行保險和銀行監督。在保險條款下,要求銀行交納資本很小的百分比給一個共享基金,用來償還破產銀行的債務。福爾曼主張,穩定基金將通過給破產機構的債權人提供全額補償擔保來防止銀行擠兌。
  福爾曼的設計靈感來自當時清政府管理廣州十三行的方法:清政府授予這些行商排他性的與外商做生意的權利,同時要求十三行之間相互承擔連帶償債的責任,假如一行倒閉,全體行商都要共同分擔其債務,這在中國被稱為“連帶互保制度”。
這個在美國人看來,這條規則避免了個別行商的倒閉引起對整個行業的信任危機。
  在紐約穩定基金之后,1934年,美國正式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成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此后30年內,美國每一年倒閉銀行數字均沒有超過兩位數,保持了美國銀行體系穩定,世界其他國家亦紛紛借鑒美國的經驗,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中國名片
  不知是偶然還是必然——站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上重要的航標燈塔琶洲塔上,往東看是悠悠千年的黃埔古港,往西看是新時代的廣交會新館,當年廣州貿易季生生不息的歷史脈源在此再次接續。
  從1957年開始舉辦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曾是新中國沖破西方經濟封鎖與政治孤立、發展對外貿易的時代窗口,即使在“文革”最動亂的年代、在“非典”時期,也沒有停辦過一屆。
  2007年,“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名稱中加了一個字,正式更名為“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范小靜認為,多一個“進”字多一重意義,“進口展在這年的廣交會上第一次試水,直至今天的廣州外貿商場上,仍然有一條進口出口的蹺蹺板”。
  即便在會展經濟風起云涌的今天,每年春秋兩季定期在廣州舉辦的廣交會,仍是一張最能吸引世界各地客商眼球的中國“名片”。“廣交會期間,從世界各地飛到廣州的航線密度和其他時間相比完全不一樣。”在廣交會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徐兵看來,來自全球的商人趕赴這個一年兩度的貿易盛會,形成了以廣交會為核心的華南展覽季和國際采購季,極大地帶動了廣州經濟、外貿和各行各業的蓬勃發展。

外國學者參觀長洲外國人公墓 記者 周巍 攝

 

  訪談
  李慶新(廣東省社科院歷史所所長、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

 

為中華輸入海洋文明

  羊城晚報:縱觀中華文明的歷史,為什么會是廣州成為“千年商都”而不是其他的城市?
  李慶新:廣東地處亞太地區海上交通要沖,是中國通往東南亞、大洋洲、印度洋和非洲等地的最近出海口,歷史上始終處于中國對外開放貿易的前沿。另外,廣東擁有全國最長的海岸線,海港眾多,其中廣州是古代著名的東方大港,為發展海洋貿易、對外開放提供優越的基礎設施,是沿海其他地區難以企及的。法國年鑒派史學大師布羅代爾在考察15世紀至18世紀世界城市發展時強調:“可能世界上沒有一個地點在近距離和遠距離的形勢比廣州更優越,該城距海三十法里,城中水面密布,隨潮漲落,海舶、帆船或歐洲三桅船以及舢舨船可以在此相會,舢舨船借運河之便能抵達中國內地絕大部分地區”。這是廣州成為我國傳統外貿中心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廣州兩千多年長盛不衰,在海上絲綢之路上具有不可取代的中心地位。
  羊城晚報:能不能說,廣東的海上商業活動為中華文明輸入海洋文明的基因?
  李慶新:廣東以重商為特征、以海洋貿易為主體的海洋文明傳統極具特色,在地方發展中發揮長久而巨大的影響力,甚至影響全國,成為中華海洋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構成中華海洋文明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通過海洋貿易與移民網絡,廣東商業傳統還深刻地影響到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社會。
  羊城晚報:當下對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越來越關注,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廣東在世界貿易交流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李慶新:歷史上廣東長期處在中國對外貿易、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祥地。唐宋以降,廣東創立了一系列具有全國意義的海外貿易管理制度與法例,為古代中國對外關系與海外貿易發展做出重要貢獻。上世紀初,梁啟超先生就以超前眼光提出“世界史上的廣東”的命題,肯定廣東在人類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貢獻和重要地位。
  羊城晚報:基于傳統的貿易地位,廣東在新時期“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中應做哪些新探索?
  李慶新:廣東應從大局出發,把握國家推進“一帶一路”、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打造“一帶一路”重要樞紐和經貿合作中心,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和寬領域、多層次、高水平的全面開放新格局,提高國際經濟交流合作話語權和影響力。舉全省之力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金融貿易中心、科技創新中心、交通航運中心、文化交流中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物流樞紐,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使之成為帶動海絲沿線區域發展的火車頭。

 

  來源: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與羊城晚報聯合主辦《嶺南文史》專欄刊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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